第五，在法律规范上，五大法律对立法程序予以规范。

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行使军事权的过程中，通过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是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政治惯例，将党的角色转换为宪法角色。这是一种基于现状合法化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有效途径，但却是一种从事实性命题推出应然性命题的做法。

[12]尽管他们都从非自由主义的视角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或者全国人大在中国宪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上的讨论有所欠缺，即一种数十年来在各个方面形成的党国体制，由党指挥、控制和整合中国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他们的观念是建立在对代表不是选民们的木偶，而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人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党国理论下，党能够完全穿透和控制国家，正如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党员身份曾经因为与成功的政治生涯相联系而十分宝贵，现在如果不是完全失去，也已经大大失去了其吸引力。事实上，忽略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公平的和有偏见的。

[58]在西方多党制的范例和代表制之外更加广阔的视野中，立法活动中的代表决不是虚拟变量。Ibid. [22] See Edward. A. 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From the Earliest Times (London：Macmillan and Co.1876), pp.87, 109,112. [23] 戴雪明确指出，这两个指导性原则才是英国政治的基础。当然，在未来的职务犯罪调查和诉讼实践中还应当进一步落实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制约关系，具体而言，需要做到： 其一，在立法层面应明确制约模式的关键内容。

【注释】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法学院党的十九大专项课题基金 作者简介：左卫民(1964)，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因而，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延伸至监察委员会，将二者关系界定为监督模式有其法理上的合理性。其中并无检察机关介入、参与的规定。由此既体现了现代法治权力制衡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权力运行的具体实践，避免了监督模式可能带来的权力内耗。

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参照提前介入侦查的方式，在监察机关的部分案件中提前介入调查活动，通过对证据收集、固定、法律适用等问题的共同参与，体现对监察机关调查活动的制约，实践中也出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机关调查的案例[16]。其二，审判中心主义要求调查行为应当符合审判的程序和标准，而这往往需要通过检察机关的审查、把关才能实现。

其次，可以说，除了检察院审查批捕的角色以外，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主要关系界定为制约模式似乎比监督模式更为贴切。详言之，就是在职务犯罪调查的过程中充分保证其独立性与权威性，仅在结果层面上由检察机关依据既定的规范(审判标准)对这一结果进行审查。由此表明，监察机关在进行证据收集时应当依据审判标准，但依据侦审阻断的现代诉讼构造，监察机关在行使调查职权时并不直接与审判机关产生联系，从而导致其在实践中难以精确把握审判标准。因该案案情复杂、重大、疑难，罪名涉及多，被调查人作案手段比较隐秘，反调査能力较强，取证工作面广、量大，娄底市监察委商请娄底市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共同解决该案的证据补充、完善、固定及法律适用问题。

但由于目前学界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调查结果进行审查起诉的行为性质，而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制约行为的性质并未引起广泛的争议性解读。难题之二，被监督对象并非实质意义的单一主体。首先，从理念层面而言，《监察法》中对监察机关的定位是：监察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和纪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是政治机关，不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3]。无论是《宪法》，还是《刑事诉讼法》或《监察法》，对参与到刑事诉讼及相关活动中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均有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表述。

从实践运行的效果来看，制约模式下，检察机关发挥了制衡调查机关调查权的效果。不仅如此，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立法和实践选择制约模式的根本原因还是高效反腐和依法治国两种政法目标相互博弈，相互竞合的必然结果。

【摘要】 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有论者基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地位认为，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应为监督模式。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往检察机关对其自侦部门和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监督是否同样适用于在权力结构上与其平行的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就此而言，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检察机关应当对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行为展开监督，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监督模式[1]。

故此，应当在充分理解、体认监察体制改革基础上重新审思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模式。质言之，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语境下，检察机关还能够通过对审判标准的把握和衡量，依据审判的证据条件和证明标准对监察机关收集证据进行审查与评价，进而实现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和证据收集行为的制约。另一方面，依法治国尤其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政法话语又要求监察机关的调查行为必须受到制约。因此，在监察机关参与职务犯罪调查的新型权力架构下，监察机关不仅需要适应长期存在于我国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中的这一传统原则，还应当注意既往在落实这一原则中存在的问题，更加强调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制约关系。而在实践操作中，检察机关往往会在审查起诉时对监察机关收集的有关证据是否符合审判的要求进行初步判断。可见，立法层面不仅要对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予以明晰，还应对二者关系作出制约模式的准确界定，以加强对监察机关调查权力的制衡。

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监察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调查措施并未允许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权，意味着检察机关所监督的对象为隶属于政府的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并非属于同一层面的国家权力，而是其平行的国家权力主体的下属机关。

【中文关键词】 监察机关。这种调查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调查机关和调查行为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活动虽然与侦查活动有所不同，官方界定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调整的对象，但其调查结束后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制度安排，使得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行为具备有所类似于侦查行为的性质。由此可见，为了进一步实现高效反腐的目标，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继续确保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鉴于当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设计中采用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的模式，在实践运行中体现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具有实质一体化的结构特征。具体而言，监督模式是一种单向关系，主体间的行为逻辑呈现出命令—服从特征，而配合和制约体现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特征[4]，在职务犯罪调查和诉讼中可能既存在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行为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调查行为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考虑到相应的制度目标，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审查起诉一方面受到审判标准的外部规束，另一方面还受到来自于监察机关不起诉复议权的反向制衡。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第13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对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并且可以派检察人员参加。制约模式 【全文】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自2016年12月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通过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制约模式在尊重监察机关在职权范围之内独立行使调查权的同时，通过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审查起诉决定权和调查活动引导权，从而实现两机关之间的分工与制约。其二，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内部的自侦部门移转到监察机关，表明立法机关倾向于建立一种高效化、权威化的职务犯罪处理机制。

从当下改革的理念、规范和实践情况来看，这一模式可能面临诸多挑战，未必能够发挥预期效果。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

(二)监督模式在监察领域未获得认可 在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方面，就理念、立法和实践而言，监督模式似乎并未获得认可。正如笔者曾指出的那样，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在本质上应当是互相制约而非互相配合[11]。制约模式的核心在于厘清监察机关调查权的权力行使范围，强调监察机关调查权与检察机关起诉权之间相互分离、各自运行的权属规则，进而实现司法权对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制衡。检察机关办理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平均用时仅2.7天、22.4天，远少于法律规定的14天、45天。

由此可以发现：其一，监察机关明确定位为政治机关且特别强调了其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异质性。由此而言，检察机关与纪委之间更类似于相互配合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特征是否会随着监察体制的实施与检察机关的人员转隶而产生变化还须谨慎观察。

具体而言，自十八大中央着力推进反腐败工作以来，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高效、权威的反腐败调查模式，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法》的通过即是对这种模式的总结与认可。从法条表述可以看出，就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反向)关系模式而言，表征着一种隐性控制和结果导向的制约模式才是立法者所充分认可的关系模式。

另一方面，《监察法》中对监察机关进行职务犯罪调查过程并未规定检察机关的介入与监督。对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